3月7日，北京市第一中西醫結合醫院東壩院區人頭攢動。各個科室門前都排著隊，唯獨婦產科的等候區只坐著兩個人。當記者詢問孕婦建檔名額是否緊張時，分診臺護士說名額很充裕，但提醒記者慎重考慮，因為該院產科“隨時”會被撤銷，將并入另一所醫院。至于為何撤銷產科，她沒有透露更多信息，只說婦科仍將保留。

北京市第一中西醫結合醫院東壩院區原名東壩醫院，于2012年更名。一位婦產領域專家對《中國新聞周刊》透露，東壩醫院的婦產科曾經很輝煌，年分娩量一度達到三五千，這個數據在2014~2016年期間掉到了1800左右，但在去年跳水到不足150，縮水九成。

經歷“產科危機”的不止東壩一家。北京恒和醫院是一家二級高端私立醫院，但近年來產科病人數量下降，運行不下去，將被民營婦產科頭部醫院和睦家兼并。據知情人士透露，眼下收購處于已“訂婚”但還沒“領證”的階段。

根據國家統計局、國家衛健委發布的數據，中國2016年至2021年新出生人口數連年下降，分別為1883萬、1765萬、1523萬、1465萬、1200萬和1062萬人。社科院在2019年1月發布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中就指出，中國人口負增長的時代即將到來。而醫院里的產科，是最早感受到這一變化的地方。

曾經的生育巔峰

“2016年10月是我們院分娩量的最高峰，共接生了約300個嬰兒，平均每天10個。記得有一晚，我基本沒休息，收了7名待產婦，做了4臺剖宮產手術。”北京東城區婦幼保健院副主任醫師王霞回憶說。

當時正值“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十個月，第一批生育二孩的需求一股腦地釋放出來。“政策出臺以后，很多夫婦都覺得，抓住分娩年齡的尾巴再生一個，”王霞稱，“很多都是70后，接近40歲的夫婦生二胎。”據當時的國家衛計委統計，2016年，二孩及以上出生人口占全國出生總人口逾四成。

北京市朝陽區婦幼保健院院長于亞濱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介紹說，2016年，北京市和全國一樣，都處在分娩最高峰。該年分娩量的上升除了歸功于二孩的出生，還有前一年羊年壓抑下去的生育需求得到恢復的原因。受傳統文化影響，很多中國人不喜歡在羊年生孩子，而更希望能生一個“龍寶寶”“猴寶寶”“豬寶寶”。

那時候，媒體關于產科“一床難求”的報道鋪天蓋地：“樓道加床”“建檔難，號販子索要天價”…… 為了應對分娩量的攀升，北京朝陽醫院把7個單間病房改造成了雙人間，北京市東城區婦幼保健院也在室外的庭院中加了床位。“聽說別的院還有加板凳的，編號板凳一、板凳二……”王霞說。

當時國家衛計委為解決婦幼健康服務資源不足的問題，提出要加強省、市、縣三級婦幼保健機構建設，增設產科床位8.9萬張，力爭“十三五”時期增加產科醫生和助產士14萬名。

民營醫院由此看到了婦兒醫療的潛在市場。東吳證券在2016年10月發布的一份《婦兒行業專題報告》指出，在過去幾年，公立醫院人滿為患、人均衛生醫療費用的逐年增加、二胎政策的推行、東部地區城市超過95%的產床使用率等情況，都是發展民營婦產醫院的利好因素。

有政策利好與誘人市場前景，加之婦產醫院所需設備較少，資本門檻低，大量玩家入局。早先入局的婦產專科醫院主打高端市場，目標受眾為北上廣的外籍和高收入群體，后入局的“莆田系”則著重在成都、青島等二線城市填補空白。2015年7月，屬于“莆田系”四大家族之一林氏家族的和美醫療在港股上市。

當公立和民營醫院摩拳擦掌準備迎接一波生育小高峰的時候，現實卻如一盆冷水澆下。

行業的“產能過剩”

2019年是豬年，于亞濱發現，那年的分娩量還沒有超過雞年2017年。她由此感到，分娩量開始下滑了。如果說，2020年女性分娩意愿的減少是受疫情影響，那么2021年在復工復產的情況下，產科卻沒有恢復以前的活力，則說明生育率下降成為既成事實。

有數字為證：北京市朝陽婦幼保健院2016年全年的分娩量為接近5800，此后逐年下滑，到2021年，下降至2000出頭，比4年前減少了一半還要多。

在杭州，某民營三甲醫院婦產科副主任醫師劉建剛說，他所在的醫院分娩量相對幾年前近乎砍半。2013年之前，他在當地某公立三甲婦產科醫院工作。據他了解，現在，該院產科病房現在大約空了20%。另據劉建剛所知，浙江省湖州市安吉縣婦幼保健院的產科共有三層，而現在已經撤掉一層，杭州市第二醫院的產科病房則關閉一半。

在距離北京400公里的河北省邯鄲市館陶縣，縣人民醫院婦產科主任、副主任醫師張潔文稱其科室分娩量從2016年的1500多掉到了去年的789。“今年前兩個月，我們科才生了50多個孩子，我覺得今年的數據也不會好。”她說。

“去年我下鄉義診的時候，鄉鎮衛生院的書記告訴我，從過年到國慶節，整個大村子結婚的還不到20家。”張潔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她還解釋說，館陶縣屬于經濟不發達的縣，人口外流現象較為嚴重，當地男性多外出打工，很多女性則嫁到外地。

王霞所在的北京市東城區婦幼保健院的產婦數量也出現了斷崖式下跌，現在每月也只有三四十的分娩量，僅為前幾年的五分之一。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除了生育意愿不強，還與東城區近年來的人口疏解政策有關系。

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教授段濤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稱，生育率下降對產科的沖擊，公立二級及以下醫院受的影響明顯大于三甲醫院。大多數區級婦幼保健院屬于二級醫院，因此他們受到的影響比較大。

劉建剛解釋說，在整體分娩量下滑的情況下，以前在三甲醫院建不上檔退而求其次去二級醫院建檔的孕婦，現在可以去三甲生孩子了，因此三級醫院的產科門診量總體上還是比較大的。

段濤稱，在公立三級醫院中，婦幼專科醫院受到的影響更小。一方面原因是這些醫院“術業有專攻”，已經形成了一個競爭優勢和競爭壁壘，許多人將專科三甲醫院作為自己生孩子的首要選擇。另一方面原因是，近兩年受疫情影響，綜合醫院的疫情管控會更嚴格一些，許多人也會轉而去婦幼專科醫院生孩子。

中國疾控中心的劉艷輝監測了2014~2019年北京（海淀區和朝陽區）、成都、武漢、深圳四市的產科衛生資源配置與利用情況后發現，“2017年以后，除了公立三級外，其他類型助產醫療機構產科床位使用率和產科醫師工作負荷均明顯降低”。

在民營醫院方面，段濤稱，小型單體民營醫院受到的影響最大，它們規模小，往往過度營銷，且缺少好的專家團隊。而大型高端民營醫院的境遇要稍微好一點。段濤認為，這些頭部醫院立足早、有先發優勢，當時又趕上風口，所以就有了較快的發展，另外還具有品牌優勢，所以仍然能在沖擊中生存下來。

工作量的減少意味著收入的減少。不論公立還是民營，醫生的工資結構都由基本工資+績效組成。王霞稱，產科不景氣的這幾年，她的工資大概減少30%，劉建剛也說出相似的數字，并稱有時候會砍半。

張潔文稱，2010年她的科室太忙，分成了婦產一、婦產二、婦產三科，有將近30個婦產科醫護人員。現在改成了兩個科，醫護人員只剩下十幾人。“有些助產士轉行了。有一些主治醫生以上的，去了邯鄲市的醫院轉成婦科大夫，這樣收入相對也會提高些”。

王霞所在的科室，會根據婦科和產科情況調整人員配比。2016年前后，產科有7個醫生，占了婦產科絕大部分，近幾年隨著分娩量下滑，產科醫生開始向婦科流動，近乎持平。

產科的內卷

分娩量下滑的同時，孕產婦的平均年齡也在提高，多位受訪醫生都表示，現在很少見到二十四五歲生孩子的初產婦了，大多數初產婦都是30歲左右。于亞濱表示，孕婦初產年齡增大，意味著生產的風險會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從這個角度來說，產科醫生面臨的挑戰是越來越大的。“但根據要求，孕產婦死亡率還得壓低，這就對于婦產科醫療技術要求越來越高”。

她還解釋說，“孕產婦死亡率是體現政府衛生能力的一個指標，也會在全球做排名。每有一名孕產婦死亡都需要在全市業內展開大討論，全院所有的大夫，孕產婦接觸過的醫務人員也得參與進來，每次評審的時候都是劍拔弩張。”

為滿足不同層次的孕產婦需求，于亞濱還打算建特需病房，也就是硬件設施堪比酒店，環境溫馨、服務全面的VIP病房。

在于亞濱看來，過去幾十年，公立醫院主要解決孕婦能否住進醫院生孩子的問題，現在的矛盾變成了如何讓她們生得舒適的問題。“這一代90后孕婦基本都是獨生子女，從小一人睡一個房間，而且是在父母的呵護下長大的，哪里能受得了8個人在一個房間，隱私全無。”于亞濱說。

館陶縣人民醫院也稱將打造特需病房。北京宣武醫院婦產科主任王世軍教授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該院對于產科病房進行了整體裝修改造，產科的醫護人員、產科床位也將隨著孕產婦的變化而及時作出調整，該院還做好了不限制建檔的準備。

公立醫院和私立醫院都拉長了服務鏈條。從產前保健，到產后康復，各個醫院想盡辦法。過去一年，北京市東城區婦幼保健院已經啟動將孕前保健和臨床相融合的工作。該院負責全區的孕前和婚前檢查。“在體檢過程中，我們會發現有就診需求的患者，包括孕前咨詢、孕前就診。保健院希望能抓住這部分病人，轉診到院內相對應的科室解決他們的需求。”王霞稱，“過去病人多，我們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是那么細致，現在病人少了，我們希望能提供更全面的一條龍式的服務。”

北京宣武醫院與河北館陶縣人民醫院還打算開展產后康復門診，處理產后帶來的骨盆疏松和一些并發癥的問題。

北京市東城區婦幼保健院還與協和醫院成立了醫聯體，協和的產科醫生定期去前者醫院坐診。有一些危重病人本需要轉診到協和去做手術，但協和醫院的專家來了，患者就不必過去。在醫聯體模式下，東城區婦幼保健院也可以收一些疑難病人。

盡管各地出臺多項三孩配套措施，但適齡生育的女性分娩意愿是根本原因，而其中對分娩疼痛的未知的恐懼感是阻礙女性懷孕的意愿之一。2017年陜西榆林產婦馬茸茸跳樓事件是女性擔心生育的痛苦與風險的極端表現。為提高女性生育意愿，各級醫院還都在大力推廣分娩鎮痛技術。

當公立醫院開始建特需病房，無形中會一步步蠶食民營醫院的生存空間。民營醫院一直以優質服務為賣點，但公立醫院毫不遜色的病房環境、更低的價格，再加上高社會信譽度和高水平的醫療團隊，更多的孕婦將被吸引過去。

段濤認為，醫療是重資產投入，按平均水平來說，一個醫院開業5~7年后才會開始盈利，而且醫療行業不是暴利，所以民營婦產專科領域已經進入了存量競爭時代，以后民營醫院的數量會越來越少。

還在掙扎求生存的民營婦產科醫院要么拓寬業務，要么直接轉型。劉建剛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有些醫院在大力發展私密整形、產后醫美等業務，還有的醫院將少部分保留產科人員和床位，將重心轉向發展口腔科業務。

段濤指出，民營醫院還應當向學術轉型，提高技術，這是一個長期的工作；另外，原來是一個增量時代，現在進入了存量時代，民營醫院需要經營好、服務好現有的存量的客戶。盡管許多民營醫院以前就有月子中心、產后康復項目，但不成體系，應該組建專業的團隊去做這些服務。

“今后，公立醫院和民營醫院的產科將會越來越像的，前者開始做服務、做品質了，后者開始提高分娩和產后技術了。”段濤分析稱。

本刊記者/于冉

發于2022.3.28總第1037期《中國新聞周刊》